唐雯：“信史”背後 ——以武后對歷史書寫的政治操控爲中心

提要

雖然秉筆直書是中國傳統對於史官一貫的要求，然而歷史被書寫的過程中始終受到政治的左右，因爲權力需要借助歷史來引導輿論、宣示其合法性，甚至由此規訓一個時代的歷史記憶。出身寒微的武后以先帝嬪妃之身登上后位，並最終締造武周皇朝，這一過程始終伴隨着她對自身、先世以及李唐王朝歷史的改寫和重塑。本文梳理了武后在身爲皇后之時和掌握最高權力之後對歷史書寫的操控，展示了其通過改國史、立豐碑、修唐書等行動來追崇武氏先世，定義李氏前朝的歷史過程，表明在佛教、讖緯、符瑞等信仰因素之外，歷史書寫也是武后宣示其權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作者簡介

唐雯，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員，研究方向爲唐代歷史與文獻。

受後現代史學的“文本”觀念的影響，原本被研究者視作客觀的歷史記載背後有意的書寫越來越多地受到研究者的重視。的確，作爲被書寫的歷史，無法避免書寫者在面對原始材料時所作的選擇和增飾，因此流傳後世的歷史往往是刻意建構的結果，而這種建構往往受到政治的規訓，不得不“爲政治、意識形態、自我修飾和情感等方面的現實需要服務”，因此，儘管秉筆直書是中國傳統對於史官一貫的要求，但這始終只是一種理想的表達，權力始終通過主導歷史的書寫來重塑歷史、引導輿論，甚至由此規訓了人們的歷史記憶，而一切不被記錄的，便被選擇性地遺忘，直到徹底地湮沒在時間的長河之中。正因爲如此，今日的研究者在通過紛繁多岐的記載去觸摸歷史真相的同時也已經認識到史書背後權力的陰影，中古史領域有關歷史書寫的個案研究方興未艾，而對於某一時段歷史書寫的形成過程及其背後的權力操控，由於缺乏相關的史料，似未見有深入的研究。而武則天時代，這個似乎已經被過度討論的話題，恰恰在這些方面爲我們留下了可展開的空間。

武則天這樣一個侍奉過先帝並在謀取后位的過程中盡貶朝中顧命老臣的女性，在她逐步掌握朝政直到最終稱帝的漫長過程中，始終面對著巨大的非議，而這些非議直接威脅著武周政權的合法性，因而她需要更多的政治宣傳來維護其統治的合法性，因此無論武周朝對各色符瑞的鼓吹和宣揚以及她對佛教、道教的非同一般的推崇與利用都是出於此種目的，對此學界大量的研究已作了充分的展開。然而在佛教、符瑞這些宗教、方術層面的內容外，武后並沒有忽略歷史書寫這一傳統的政治宣傳手段。武后自身寒微的家世及其種種不堪的經歷從一開始就成爲了她成爲走向權力巔峰的羈絆。重新建構甚至定義歷史，讓它成爲“一種紀念碑式的歷史書寫”，讓它保留“值得回憶的，建構身份認同的和指向未來的東西”，這雖然是現代的概念，但唐代的帝王早在一千多年前便已付諸實踐並運用自如——太宗朝對玄武門事變以及高祖、建成在唐初的事蹟的掌控直接奠定了唐代國史實錄的基調，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武后改寫甚至是重構歷史可以說是一個自然的選擇。

以高宗去世爲分水嶺，武后對於歷史重塑大致可以分爲兩個階段。高宗在世之時，作爲皇后，武后尚不能在直接在前臺指點江山，但高宗最初對她的寵愛和信任，已使她能夠運用皇后的影響力來左右朝中人事，并以此干預官修史籍的書寫。而高宗去世之後，大權在握的武后已不滿足於細節上點滴的增刪改寫，她需要的是從武周帝國的角度來重新審視與解釋已經“逝去”的李唐王朝，並借助紀念碑來展示被神化的武周歷史，以此向天下宣示其合法性。

一、被重塑的皇后及其先世

（一）虛造的譜牒

顯慶四年（659）六月——最後一位反對武氏立后的老臣長孫無忌外貶黔州的次月，高宗下詔“改《氏族志》爲《姓氏錄》。”《氏族志》指太宗時代所編訂的《貞觀氏族志》，其背後是太宗對南北朝以來傳統高門的打壓。

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誇，雖復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他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爲甚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

所謂刊正姓氏，即是對這些大姓“第其門閥”，以此確定各大家族的等第。高士廉最初依照傳統，將屬於博陵崔氏的崔民幹置於第一等，這立即引起了太宗的強烈不滿：

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爲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爲重之？……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爲第一等……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爲第三等。

這次刊定姓氏最終編成了體現太宗意志的《貞觀氏族志》，並“頒下諸州，藏爲永式”，成爲唐初判定姓族高下的標準。然而這部氏族志裏並沒有記錄武則天的家族，這意味著無論是憑家世還是據官爵，武氏家族都無法列入高門世族的行列。

武氏家族的先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和《元和姓纂》都有著詳細的記載，但是這些世系破綻百出，本身便出於武后朝及後世的有意建構（詳後）。如果撇開這兩份材料，我們基本無法在傳世史籍中找到其他對於武氏家族先世的記載，反而有不少材料聲稱武氏門第寒微，比如著名的駱賓王討武檄文，又比如突厥可汗默啜數唐廷過失的書信，因此，陳寅恪先生早已指出，武士彠“本一商販寒門，以投機致富，其非高門，尤爲明證”。此論確鑿無疑，不過我們還可以作更深入的開掘。陳寅恪先生所依據的材料是《太平廣記》所引《太原事蹟》：

唐武士彠，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鬻材爲事，常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爲叢林森茂，因致大富……及高祖起義兵，以鎧胄從入關。故鄉人云：士彠以鬻材之故，果逢構夏之秋。

這則故事雖略涉神異，但稍作還原，不難發現武士彠早年賴以發家緣於偶然的際會，並非得自前代的積累，故其先世或許連地方豪族都算不上，所以此後他雖貴爲元從功臣，卻並沒有列入《氏族志》的資格。

其次，從現存的近五十方武姓墓誌來看，葬於武后被立爲皇后前，和文水武氏家族有關的僅僅一方而已。我們知道中古時代製作墓誌需要一定財力，一般只有中等以上人家方有可能置辦。雖然墓誌流傳後世有其偶然因素，但相對于武氏發跡後其家族墓誌的數量，這個比例仍舊過低。而僅有的這方製作於武后冊立前的墓誌，除志主的父祖外完全沒有提到先世的情況，這也可以解釋爲何武則天稱帝後立武氏七廟，突破常規地將周文王追尊爲始祖，並置於太祖武士彠廟之上。可能的原因是，除了武氏有名有姓的直系五代祖外，武氏並沒有一個能真正確認的顯赫先祖，而五代祖中亦無所謂“始封之君”，故而也都沒有資格成爲太祖，如果按照常規以太祖武士彠廟爲首的話就根本無法湊成天子七廟。所有這一切都證明著，武士彠發跡，甚至是武則天上位之前的武氏家族的確是寒微的小門小戶。

那麼武氏的先世究竟出自何處，從陳寅恪先生開始，前輩學者多有探討，但似乎都沒有注意到《元和郡縣誌》中的一條記載：

晉末山戎內侵，後魏太武帝遷戎外出，徙受陽之戶於太陵城南，置受陽縣，屬太原郡。受陽縣即今文水縣是也。隋開皇十年改受陽爲文水縣。

這條記載表明，武氏家族的龍興之地文水縣是魏太武帝爲安置山戎而設置的新縣，其人口理論上都是自外方強制遷徙而來的山戎。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武氏先世中“別封大陵縣（即文水縣），賜田五十頃”的武洽之父念被封爲歸義侯，韓昇先生曾對此提出過疑問：“這一封號在魏晉南北朝多用於封賞遠方歸附的戎狄酋長，武念爲何得此封號,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元和郡縣誌》的這條記載或許正可解釋武念得此封號的緣由。又北魏太武帝423-452年間在位，而武念是武士彠的七代祖，武士彠貞觀九年（635）去世，享年五十九，則當于出生於577年，如以每代平均生子年齡25歲計，武念約生於402年，太武帝在位時正當壯年，被封爲歸義侯或許正與當日山戎內侵事件有關，而其子武洽“別封大陵縣”，則是武氏家族居於文水之始，與太武徙戎時代相接，因此武則天的先世非常有可能是內附的山戎，而其著籍文水的時間不過是北魏中期。

武則天寒微的家世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成爲了她走向權力頂峰的障礙——事實上長孫無忌等老臣反對立其爲皇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她的出身低微。要改變這一切，最直接的途徑便是把自己的先世包裝成淵源有自的世族，塞到《氏族志》中去。修訂《氏族志》的建議最初由許敬宗和李義府提出，許敬宗的理由非常直白：“其書中不取皇后武氏本望”，而李義府則“恥其家無名”。顯慶四年，這部“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以皇后四家……爲第一等”的《姓氏錄》正式推出。爲推行此書，此前已經“頒下諸州，藏爲永式”的《貞觀氏族志》則被李義府建議收回並焚毀，手段頗似武后一貫風格。

那麼這部體現著武后意志的《姓氏錄》究竟是怎樣重構了武則天的先世，其中包含了哪些內容，原書早已亡佚，我們只能從其他文獻中找出其蛛絲馬跡。

有關武氏先世，比較原始的是武后後期所立的《攀龍台碑》中對武氏先世的表達，最詳實則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其次則屬《元和姓纂》，今分別迻錄如下：

大周無上孝眀髙帝諱某字某，太原文水人也，其先出自周平王少子，有文在其手曰‘武’，因以姓氏。居沛之竹邑，晉尚書僕射開府儀同三司薛候陔其後也。六代祖洽仕魏，封于晉陽，食采文水，子孫因家焉。

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爲氏。漢有武臣，爲趙王。梁鄒孝侯臣，生德。德生東武亭侯最。最生敬襄侯嬰。嬰生中涓、濟陰侯山附，後以酎金國除。山附生陳留太守、內黃侯都。都生汝南太守宣，字文達。宣二子：尚、浮。浮字元海，司徒、左長史，生臨漳令靜，字伯濟。靜生烈，字文照。烈生光祿勳篤，字猗伯。篤生太常、中壘校尉悌，字周篤。悌生九江太守、臨潁侯端。端生魏侍中、南昌侯周，周三子：陔、韶、茂。陔字元夏，晉左僕射、薛定侯。陔生太山太守、嗣薛侯越。越生威遠將軍、嗣薛侯鋪。鋪生太子洗馬嘏。嘏生洛州長史、歸義侯念。念生平北將軍、五兵尚書晉陽公洽，別封大陵縣，賜田五十頃，因居之。

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爲氏，漢初武臣爲趙王，又有武涉。《功臣表》：梁鄒侯武彪，傳封六代，後居沛國……武彪裔孫周，魏南昌侯，生陔，晉左僕射、薛侯。五代孫洽，魏晉陽公，始封居太原永水，或號太原武氏。

這三份材料，繁簡雖有不同，但除了《宰相世系表》和《元和姓纂》對梁鄒侯之名略有差異外，其他完全一致，顯出于同一史源。《攀龍台碑》本是武后晚年爲將武士彠陵墓改名爲攀龍台後所立的新碑，其所敘世系應來源於其家譜牒。而《宰相世系表》的材料來源，洪邁稱其“承用逐家譜牒”。考北宋仁宗景佑間編《崇文總目》，氏族一類收錄姓氏書四十一部，計一百一十三卷，所著錄《竇氏家譜》、《吳郡陸氏宗系譜》等都是唐以來各家譜牒，知此類書入宋後所在多有，自宜爲《宰相世系表》所取材。而林寶《元和姓纂》自序則稱其“按據經籍，窮究舊史，諸家圖牒，無不參詳”。因此三者所敘武氏先世，皆應本於其家譜牒。可以想像，爲了《姓氏錄》的撰作，寒門小戶的武氏家族必須建構出符合《姓氏錄》中第一等家族的譜牒，於是在反復的踵事增華之後，武氏的世系呈現出了我們今天所見的樣貌。

（二）皇后影響下的實錄與國史

偽造先世不過是武后重塑歷史的一小步，畢竟漢晉高門，對於唐人也已是遙遠的記憶，掌握對歷史的書寫權，按照自己的需要掩蓋歷史、增飾歷史、闡釋歷史，才能在確立秉政當國合法性的過程中掌握話語權，立於不敗之地，老於政治手段的武后自然深諳此道。事實上當她在謀取皇后之位的時候，應當已經深切地感受到自身歷史對她的巨大阻礙。褚遂良反對立武后的理由很明確：

昭儀經事先帝，眾所共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使萬世之後，何以稱傳此事！陛下倘虧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敗亂之端，自此始也。

將父親的嬪妃立爲皇后，這的確是越過了人倫的底線，很難向世人交代。然而高宗立武后的詔書之中，卻巧妙把這段歷史解釋得極爲圓滿：

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壼之內，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

政君指漢成帝的母親王政君，她最初是後宮的家人子，被宣帝賜給時爲太子的元帝，後被立爲皇后。詔書裏特地把武氏和王政君類比——這樣褚遂良口中的“經侍先帝”被粉飾成太宗親賜，被立爲皇后就和王政君一樣具有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高宗在立后的同時大赦天下，這篇詔書毫無疑問會隨著赦書廣布人間，高宗和武后希望這段經過巧妙重塑的歷史能夠代替武氏此前的經歷爲時人所記憶，不再讓“經侍先帝”的歷史成爲她皇后路途上的絆腳石。

但是僅僅一句“事同政君”是不夠的，要經得起世人追問與探究，也許只能通盤重塑此前的記載，從另一方的立場來呈現歷史。《冊府元龜》中所載錄的武士彠事蹟，恰恰保存了武后角度的歷史敘事。

①   武士彠，太原人，才器詳敏，少有大節，及長，深沈多大畧，每讀書，見扶主立忠之事，未甞不三復研尋，常以慷慨揚名爲志，後終荊州都督。

②   武士彠，並州文水人，家富於財，頗好交結，高祖初行軍于汾晉，休止其家，因蒙顧接，後爲晉陽宮留守府司鎧叅軍事。旣隋政日亂，盜賊蜂起，士彠每歎息，以夷難爲心，而恨未遇真主，及高祖太原留守，甚見接待，數訪以時事。士彠嘗詰朝於街內獨行，聞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士彠尋聲，不見有人，仍以此言白高祖，並進兵書。高祖悅之曰：“勿多言，兵書禁物，尙能將來，深識好心，當同富貴耳。”其夜士彠夢高祖乗馬上天，旦以狀聞，高祖大悅，於是入臥內，委以心腹，後至荊州都督。

③   武士彠，武德中檢校並鉞將軍，多有獻納，勑令將家口入官，檢挍右廂衛，仍知宮城留守，光祿給食。

④   唐武士彠，武德中爲工部尚書、判六尚書，賜實封八百戶。士彠爲性廉儉，期於止足，殊恩雖被，固辭不受，前後三讓，方遂所陳。

⑤   唐武士彠，武德末判六尚書事，揚州有人告趙郡王孝恭有變，追入京屬吏。高祖令士彠馳驛檢校楊州都督府長史。

⑥   武士彠，武德末爲揚州都督府長史，開闢田疇，示以刑禮，數月之間，歌謡載路。

⑦   武士彠，武德末爲揚州都督府長史，移丹陽郡於都，不日而就，時論以爲明幹。

⑧   唐武士彠，貞觀中爲荊州都督，初屆任時，有白狼嘉禾出於境內，至是，太宗手勑曰：“公比潔冬冰，方思春日，奸吏豪右，畏威懷惠，善政所曁，祥祉屢臻，白狼見於郊埛，嘉禾生於壟畝。”其感應如此。

《舊唐書·武士彠傳》僅三百九十字，事蹟極爲簡略，而上述八條斷碎引文，皆溢出本傳所載，字數已然在五百開外，可見當年曾經存在過一個遠比今本《武士彠傳》詳細得多的文本。而分析這些內容，我們可以發現，除③⑤系客觀敘述武士彠曆官外，其他皆是對其爲官爲政的褒美，至如“白狼嘉禾出於境內”之語已頗似武周時代盛行的符瑞。最有意思的是與《舊唐書》本傳頗有重合的第二條，劃線部分，在本傳中的敘述是這樣的：

初，義師將起，士彠不預知，及平京師，乃自說云：‘嘗夢高祖入西京，升爲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黨也。以汝能諫止弘基等，微心可錄，故加酬効；今見事成，乃說迂誕而取媚也？”

這裏，武士彠自說其夢的結果不再是“高祖大悅”，而是被狠狠地嘲笑了一把。相同的故事，聽眾的反應卻截然相反，不同立場下對於同一件事的敘述竟然可以南轅北轍。

《舊唐書》肅、代以前部分基本承襲自開元史臣吳兢、韋述等所撰的紀傳體國史，代表著復辟之後李唐王朝的立場。《舊唐書·武士彠傳》與《冊府元龜》中的武士彠敘事的差異表明，武后父親這一歷史形象曾被刻意地塑造過。其實《舊唐書》本傳卷末的“史臣曰”有著更直接的表述：

武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

這段文字提示我們，在許敬宗的筆下，有關武士彠的事蹟有著遠比今日本傳輝煌得多的記載。那麼《冊府元龜》中的這些記載從何而來，是否即是許敬宗主導下所修的史書？我們有必要追索一下它的出處。

《冊府》編纂之初就由真宗確定了不取“異端小說”的宗旨，因此其材料皆源於北宋朝廷所藏的歷代官方史籍或檔案。雖然有唐一代從太宗朝開始，編纂了汗牛充棟的實錄以及國史，但是真正流傳至北宋，並被保存於三館秘閣的並不太多。編纂于仁宗景祐年間，記錄北宋三館藏書的《崇文總目》著錄了十八部唐代實錄及吳兢韋述等所編一百三十卷紀傳體國史，而後者即《舊唐書》前半部分之藍本，顯然與《冊府》所表達的武士彠形象大相徑庭。而武士彠去世于貞觀九年，按照實錄體例，在臣子去世之日往往會附錄其傳記，謂之實錄本傳，因此在《太宗實錄》中照例會有武士彠的傳記。反觀《冊府》中的八段文字，雖經截取，仍能看出其原先出於傳記。而《崇文總目》中恰恰著錄有《貞觀實錄》四十卷，雖然《新唐書·藝文志》仍題長孫無忌撰。但大量引錄《太宗實錄》的《通鑑考異》直接將作者題爲許敬宗，司馬光更將書中對褚遂良不利的內容都歸爲許敬宗污蔑的結果。因此流傳至北宋的所謂四十卷本《貞觀實錄》和《高祖實錄》一樣，都是許敬宗的改本，而《冊府》中這部分材料當來自許敬宗《太宗實錄》中的《武士彠傳》。

許敬宗，隋禮部侍郎許善心子，世仕江左，自幼善屬文，以秀才入仕，與魏征同爲李密管記，太宗聞其名，特召補秦府學士。貞觀八年，許敬宗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開始了他漫長的史官生涯。太宗時代，他在房玄齡的主持下預修過高祖及太宗實錄，又參與過《晉書》、南北朝各史及《文館詞林》、《文思博要》等史書及大書的修撰，可以說他是當時最著名的史官和學者之一。然而許氏在當時便已爲時議所不齒，很大的原因在於高宗廢後之際，他“特贊成其計”，並趁機誣構長孫無忌等老臣，致使他們最終流死嶺外。而就在武氏被立爲皇后兩年之內，他由禮部尚書一躍成爲門下省最高長官——侍中，並監修國史，這意味著他不再是此前史館中“兼修國史”的普通史官，而是以宰相身份主導著國史的修撰。基於他在高宗立后問題上的立場，他在此時被委以修史的重任，很難說這其中沒有武后的影響——畢竟此時高宗與武后無論從感情還是利益上來說都是一致的。

在許敬宗監修國史之前，《高祖實錄》和《貞觀實錄》已經撰成。對於這兩部實錄，時人的評價頗高，然而許敬宗主事之後卻對其進行了刪改：

初，髙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輙以已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

作爲監修國史的宰相，刪改已經修成並有著“詳直”美譽的前代實錄並不是他的職責，僅僅歸因於個人的愛憎也只是後世的一面之詞。我們知道唐代實錄的改修往往都出於政治原因，許敬宗的改修實錄也無法例外。這兩部實錄都完成于永徽元年之前，一切有關武后的故事和爭鬥都還沒有開始，因此它們有關武士彠的表達應該是比較客觀的——畢竟武士彠入唐之後只是一個遠離政治中心的普通官吏。然而在許敬宗的筆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受天神指示來輔佐高祖的佐命元勳，在高祖奪取天下後屢被授予要職，以至於利州因爲他的到任出現了“白狼嘉禾出於境內”的祥瑞。《冊府》中偶然留存下來的這個經過誇飾的武士彠形象，恰巧讓我們窺見了在武后影響下被重塑過的歷史的一個片段。

而在紀傳體國史方面，武后也通過許敬宗發揮著其影響力。修撰紀傳體國史的傳統可以追述到漢代的史官對《史記》的增續，在已有文本的基礎上不斷增修是紀傳體國史的基本修撰方式，這就使其書始終處於一種未完待續的開放狀態。因此在續修國史的同時改訂之前的內容，比刪改已成書的實錄更爲容易。在武后通過許敬宗主導實錄修撰不久，紀傳體國史也開始了添修。而在此之前，這部國史經過姚思廉和長孫無忌的接力編修，已經累積了八十卷的篇幅，記事“起義寧，盡貞觀末”。這意味著高宗即位以後的國史尚是一片空白，因此“龍朔中（661-663），敬宗又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過他所修的這部分引起了更多的非議，劉知幾就指責他“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而更猛烈的批判直接來自于高宗：

上以敬宗所紀多非實錄，謂劉仁軌等曰：“先朝身擐甲胄，親履兵鋒，戎衣霑馬汗，鞮鍪生蟣虱，削平區宇，康濟生靈，數年之間，四海甯晏，方始歸功上帝，臨馭下人。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隠，原始要終，盛業鴻勳，鹹使詳備。至如先朝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又嘗幸溫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雲霧晝昏，部伍錯亂，先聖既覩斯事，恐其〔掛〕（枉）法者多，遂潛隠不出，待其整理，然後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此之錯失，於法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一虧軍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爲於此。’今乃移向《魏徴傳》內，稱是徴之諫語。此皆乖於實錄，何以垂之後昆。朕嘗從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草中見一人，身帯橫刀，其人云：‘聞辟仗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覺，遂伏不敢動。’先聖斂轡即還，顧謂朕曰：‘此事若發，數人合死，汝可於後堂伺看，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處俊奏曰：“先聖仁恩，觸類皆是，臣弟處傑往年宿衛之日，被差腰轝供奉，見有三衛誤拂禦衣，此人怕懼，五情無主，先聖謂之曰：“此間無禦〔史〕（衣），我不謂汝作罪過，不須怕懼。”上謂處俊曰：“此亦須入史。”至三月，詔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吏部侍郎、同三品李敬玄，中書侍郎郝處俊，黃門侍郎高智周等並修史。

這段對話《唐會要》連綴于顯慶四年許敬宗呈上二十卷實錄之後，《太平御覽》引錄此段，起首部分加上“顯慶中”三字。然而劉仁軌以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敬玄以吏部侍郎同三品、郝處俊任中書侍郎都在咸亨三年（672）十一月和十二月，而十多年前的顯慶年間，劉仁軌因事出爲青州刺史，又因監統水軍後期坐免，絕無可能與高宗有這樣一番對話，因此《唐會要》及《御覽》系年有誤。另一方面，包括了長篇對話的《魏徴傳》、《尉遲敬德傳》應該是國史列傳的特徵，而《舊唐書·許敬宗傳》敘此事，亦作爲許氏擅改紀傳體國史的罪狀。因此，我們可以認爲這段對話發生在鹹亨三年十二月之後，而批判的對象是許敬宗所撰紀傳體國史。咸亨三年八月許敬宗去世，未完成的國史當有所移交，可能因此高宗看到了國史，致使龍顏大怒。

高宗憤怒的原因在於許氏書中刻意淡化了太宗的功業和仁德，並枉顧事實地將太宗對長孫無忌的恩寵移花接木到尉遲敬德頭上。值得注意的是，許敬宗所添修的國史，理論上內容應僅限於永徽、顯慶間事，但高宗提出的問題，卻無一不涉及太宗。太宗的功業德政皆在貞觀二十三年以前，魏征卒於貞觀十七年，這些內容應該早已包括在此前長孫無忌等所修的國史之中。顯然是許敬宗在續撰國史之時將太宗朝的內容也一併作了改動，在高宗眼中，這一舉動無疑損害了太宗的光輝形象。

如非最高權力的授意，我們很難想像作爲國史的第一責任人，許敬宗敢於在史書中故意弱化先帝的仁德和功業，畢竟先帝的形象，從來就不是一個史學問題，而是一個相當敏感的政治問題。因此這番改動的背後應當體現著武后的意志，而《唐會要》偶然留存的片段，讓我們看到了另一角度的歷史敘事。

二、女皇之旨

（一）虛飾的碑文

弘道元年（883）十二月，高宗去世，八個月後，一座石碑在乾陵被豎立起來，其上鐫刻的是武后親手撰寫的《述聖記》。由蘇頲對武后此文有這樣的表達：

帝王及後禮無神道碑，近則天皇後崇尚家代，猶不敢稱碑，刻爲《述聖紀》。

的確，《禮記》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神道碑文是逝者一生的總結與定評，作爲臣子，是沒有資格對君上作這最終的評價的，因此在此之前，見諸記載的似乎只有宋文帝神道碑，但也僅書“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而已。從《述聖記》殘存的文字來看，大約敘述了高宗即位前事蹟及崩逝後的頌詞，因此它雖然沒有碑之名，卻實實在在有碑之實，這就徹底突破了帝王不立碑的傳統。

中古時代，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建造起來的形形色色高聳於地面、立於顯要位置紀念碑本身便是一種政治宣示——朝廷以此塑造官員形象並控馭官員，官員則借此表達自身立場。而篇幅有限、便於傳抄的碑文又通常因成于名家之手而迅速流布，其影響甚至達到邊陲敦煌，成爲當地學童習字的書帖。碑文的內容或述生平，或敘功德，本身便是一篇史傳，而其一貫的寫作套路“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蹠，死爲夷齊，佞言傷正，華辭損實。”因此碑文是當時塑造歷史、引導輿論絕佳的載體，對此武后當然有著深刻的認識。因此高宗甫一去世，她便親手撰作了這樣一篇幾乎是前無古人的文字來對高宗蓋棺論定，並用將它刊刻在具有象徵意味的石碑上來昭告天下。武后用這一行動高調地宣示：作爲名正言順臨朝聽政的太后，高宗的一生只能由她來敘述和定義，高宗朝的歷史只有經過她的欽定才有資格被傳佈被記憶。雖然碑文中最關鍵的部分已經殘佚，然而蘇頲所謂“崇尚家代”，提示我們碑文中一定記錄了有關武后的內容，所謂“家代”也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不過《述聖記》敘述的終究是高宗的生平，要“崇尚家代”，更合適的物件當然是武氏家族的太祖武士彠。長安元年（701），武后立《述聖記碑》之後的十八年，又一座巨大的石碑在武后的家鄉文水被豎立起來，這便是武士彠陵前的攀龍台碑，而這已經是他的第三座碑了——第一座是武士彠貞觀九年去世當時按照制度所立的神道碑，另一座則是他在被追封爲太原王時，高宗親手爲他撰文並書寫的《太原王碑》。這塊新立的碑正式名稱爲《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帝碑》，“高五丈，闊九尺，厚三尺”，在唐人的心目中甚至比玄宗所立著名的華嶽廟碑還要巨大。碑文由宰相李嶠親自撰寫，相王李旦親自書丹，可見武后之鄭重其事。

武士彠被追尊爲無上孝明高皇帝在載初元年（689），距長安元年已有十二年，而早在兩年前，也就是聖曆二年（699），武后便將管理武士彠陵寢的昊陵署改稱爲攀龍台，這應該是立碑的緣起。將已經存在十一年的昊陵改名，並借機立起這樣一座巨碑，其原因何在？史書並沒有作明確的交代，但《新唐書·武后傳》在“太后自見諸武王非天下意，前此中宗自房州還，複爲皇太子，恐百歳後爲唐宗室躪藉無死所，即引諸武及相王、太平公主誓明堂、告天地，爲鐵劵，使藏史館”之後緊接著敘述“改昊陵署爲攀龍台”事，雖不能說二者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在時間上至少是非常接近的。而武后力圖合李武兩族的舉動的背景正是武后在繼嗣的問題上最終作出了決定。

聖曆元年（698）三月，武則天終於下定決心把中宗從房州接回了洛陽，同年九月中宗被立爲太子。武后的立嗣問題至此塵埃落定，也標誌著她擺脫李唐王朝影響，建立獨立的大周王朝的努力基本已經失敗。作爲一個女性，武后的可悲之處在于，武姓的侄子雖可以讓武周皇朝千秋萬代，可是正如狄仁傑所說，“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而“立侄，則未聞侄爲天子，而祔姑于廟”。可是兒子最終還是李氏的子孫，中宗確定即位，政權又將回到李唐王室的手裡，這天下最終不會姓武。隨著時間的推移，年邁的武后似乎越來越傾向於接受這重宿命。大足元年（701），武邑人蘇安恒竟然直接上疏讓武后傳位太子，並降封武氏諸王而分封李氏諸孫，武后非但沒有怪罪，而且還親自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蘇氏得此鼓勵，越發大膽，次年又上疏曰：

陛下貪其寳位而忘母子深恩，……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

這樣大膽的言辭，若在武周初年早已身死族滅，而這時武后竟然沒有任何怪罪，只是“疏奏不納”而已。顯然武后此時的心態已經發生了變化。此時的她很清楚，中宗既立，李家復辟指日可待，李唐不再是被她所取代的前朝，而是會作爲她的繼承者繼續存在下去，要讓武氏家族長保富貴，就必須合李武爲一家，彼此不再對立。因此方才有讓李武兩家的代表人物“誓明堂、告天地”的舉動。

雖然現實如此，但武后內心深處似乎並不甘心放棄自己一手建立的武氏皇朝。我們看到李顯立爲太子三個月後被賜姓武氏。事實上早在“革命”之初，皇帝李旦被降爲皇嗣時，也曾“賜姓武氏”，這意味在武后的認知中，武周王朝應由武姓子孫繼承。這一時期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件便是聖曆二年三月以隋、唐爲二王后，這宣示著李唐王朝的前朝地位，在已經立李顯爲太子的前提下繼續視李唐爲前朝，武后這看似矛盾的舉動其實表現了她並不甘心放棄大周王朝的心理。她希望“建立一個以自李唐改姓而來的武則天子女爲主、而以諸武子侄爲輔的武周王朝”，但她也很清楚，這個“武周王朝”其實最終還是李唐王朝的延續。因此改武士彠陵署名以及立攀龍台碑或許也應該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加以理解。在武周王朝前途並不光明的情況下，立豐碑、崇祖德以宣示武周王朝的權威，應該是武后此番立碑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武士彠是李武兩家共同的祖先，武后或許也希望借立碑喚起雙方的親情與認同，達到其合李武的目的。於是在《攀龍台碑》中，武士彠完全成了一個天命在茲的帝王：

帝即文穆之第四子也。母文穆皇后嘗祈晉祠，于水濱得文石一枚，大如燕卵，上有紫文，成“日、月”兩字，異而吞之，其夕夢日入寢門，光耀滿室，巳而懷孕，遂產帝焉。及載誕之宵，夣人稱唐叔虞者，謂後曰：余受命於帝，保䕶聖子。驚寤而帝已生。眀日，紫氣氛氳，覆冒其城上，俄而化爲五色，髣髴若文繡之衣，左右親賓，莫不駭異。

而武士彠微時販賣木材的往事，碑文中當然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一時俊彥如何紛紛求與結交：

漢王諒以戚藩之重，作牧太原，乃親率官僚，造門致禮，深加敦諭，逼令進發。帝不得巳，起應眀敡。至仁壽宮，屬隋文帝寢疾，有勅館于內史省，以須後命。帝髙名宿望，傾動當朝，承風仰流，揖拜無地，衣冠如宗海之赴，士庶均在田之睹。司空觀王雄、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兵部尚書柳述，鹹與抗禮，延登首席……觀王既特相欽慕，牛弘亦深加敬異，並虛心降節，投分申交。

至於其投效高祖的事蹟，基本與許敬宗《太宗實錄》本傳所敘一致，而入唐後的官職履歷雖大致屬實，但其敘述之誇飾幾乎令人忍俊不禁。

武德元年，拜內史令，帝累讓不受，改授納言，又固辭，乃授上柱國、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兼檢校並鉞將軍。

內史令即中書令，納言即侍中，二者皆系中書、門下省最高長官，初唐時代的宰相，而散騎常侍兼檢校並鉞將軍並不是特別重要的位置，爲增飾武士彠這不算太顯要的仕履，李嶠不但爲其加上了高祖時代並不存在的“同中書門下三品”，還煞費苦心地杜撰了他一讓內史令，再讓納言的橋段，既化解了武士彠官位不顯的尷尬，又表達了高祖對他的器重以及其本人的謙退，無怪碑文撰成後，李嶠得到了武后四百段賜物的賞賜。

如果說許敬宗在《太宗實錄》中的《武士彠傳》還只是在事實基礎上稍作增飾的話，《攀龍台碑》已經不惜無中生有，虛構各種並不存在的事蹟甚至神跡。在中宗已確立爲太子，李唐終將復辟的背景下，武后仍然希望借豎碑這樣一種公開的紀念活動來神化武士彠，以此宣示武周的天命所在，並一廂情願地希望用武士彠這個李武兩家共同的祖輩來捏合兩個事實上已經貌合神離的家族，這其中頗有些英雄遲暮的淒涼。

（二）搖擺不定的前朝史

依靠立碑來建構歷史當然是武后政治宣傳的重要手段，但是要消弭她和她的家族留給世人的不良記憶並宣示其權力的合法性，徹底重修國史當然來得更爲直接——雖然武后曾經通過許敬宗在國史修撰上作了不少手腳，然而駱賓王的討武檄文仍舊拿她的歷史作爲攻擊的武器：

偽臨朝豺豕行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後於翬翟，䧟吾君於聚麀……殺姊屠兄，弑君酖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

這些往事曝露天下，傳諸人口，其殺傷力無疑是巨大的。就算是有佛教護持、就算是各地符瑞頻奏，終究都抵不過現實的不堪歷史。許敬宗再怎麼努力虛飾，終有房玄齡、長孫無忌早已修成的國史、實錄在前。只有徹底重寫歷史，方才可能將一切塑造成武后希望的樣子。況且高宗已然去世，而他晚年的實錄本來就需要繼續撰修，借此機會徹底重修高宗實錄，推出一部完整的符合自身立場的高宗實錄，正是重塑自身早年歷史的好機會。於是我們在《舊唐書·經籍志》裡看到了題大聖天后所撰的《高宗實錄》一百卷。我們知道《晉書》號稱太宗禦撰，是因爲“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唐六典》題玄宗禦撰，是因爲玄宗曾“手寫六條”，確立了《六典》編纂的原則。無論“禦撰”的內容是多少，《晉書》和《六典》都代表著官方甚至是太宗、玄宗本人的立場，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如稍作推論，我們或許可以認爲這部題爲大聖天后禦撰的實錄之中可能也有武后親自撰寫的內容，即使沒有，也不妨礙這部實錄代表的是武周，甚至是武后本人的立場。

天授元年（690）九月九日，皇帝李旦被降爲皇嗣，武后正式建立周朝。對於當時的人而言，李唐王朝已經壽終正寢，作爲新朝，對於前朝的歷史問題上當然需要有自己敘事立場，。於是在周革唐命兩年後，一部全新的《唐書》出爐了：

長壽中（692-693），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弘道，撰爲《唐書》百有十卷……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

弘道是高宗最後一個年號，是武后及時人眼中李唐王朝的終結點，很明顯，這部新修的《唐書》記載的是已經成爲前朝的李唐王朝歷史。作爲新朝，以本朝立場對前朝歷史進行敘述與總結，是修前代史題中應有之義，而前朝舊有的國史實錄，則不應當再流傳世間。這應該便是武后天授到長壽間（690-693）在歷史問題上的認識，而此時正是武后試圖擺脫李唐皇朝影響，確立武周朝獨立性最爲迫切的時期。因此牛鳳及《唐書》的政治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不過到了武后末年的長安年間，武后又一次啟動了唐書的修撰：

長安三年（703）正月一日勅：“宜令特進梁王三思與納言李嶠、正諫大夫朱敬則、司農少卿徐彥伯、鳯閣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吳兢等修唐史。”

當事人劉知幾對此也有相似的記載：

長安中（701-704），餘與正諌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

雖然牛鳳及被劉知幾認爲“喑聾不才”，最終的成書在他眼裡也是“語多鄙樸，實同文案；而總入編次，了無厘革……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但是武后應該並不會在乎這些篇章敘事上的小節，這重修的背後自然仍舊是關涉到政治的大事件。這次“更撰《唐書》”在攀龍台建碑兩年之後，學界普遍認爲這次“刪改唐史”，實際上是針對的是牛鳳及《唐書》。既然李家皇朝又將捲土重來，既然要李氏子孫包容武家，那麼以勝利者姿態書寫的牛鳳及的《唐書》立場自然就不那麼正確了。一時間“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懼”的論調似乎盛行起來。長安三年的“更撰唐書”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進行的。不過這次修史的主持者仍舊是武氏家族的代表武三思，這表明新史雖旨在糾偏，卻仍代表著武氏的立場。

兩年以後，中宗復辟，武后的“新唐史”在修了八十卷後便告停工，修史的主導權最終回到李唐皇室手中，無論實錄還是國史，都必須改弦更張，首當其衝的當然是那些武周時期所撰的《唐書》、《實錄》：牛鳳及的《唐書》，玄宗時代尚存於集賢院，但是在反映開元前期內府藏書情況的《舊唐書·經籍志》卻並沒有著錄。顯然這部代表著武后立場的史書已經被官方排斥在宮廷藏書之外，如非劉知幾及韋述以史官身份偶然得見並加以記錄，那麼這部《唐書》將徹底地淹沒在歷史長河之中。即使是見諸《舊唐書·經籍志》的許敬宗《皇帝實錄》、武后禦撰的《高宗實錄》以及宗秦客所撰的《聖母神皇實錄》，在記錄北宋前期三館藏書情況的《崇文總目》之中已無一著錄，《通鑑考異》中也沒有引錄，考慮到唐代從高祖至武宗的歷朝實錄皆見諸《崇文總目》和司馬光徵引，這樣的缺失便不是安史之亂或唐末混戰造成的書籍自然散亡可以解釋的了。沒有直接證據表明這些史書曾被刻意銷毀，但顯然在李唐復辟的時代，縱使它們尚有文本存於禁中，顯然也已不宜再傳佈天下。當安史亂起，所有藏于興慶宮史館的史籍皆被付之一炬之後，此前所有的國史、實錄全部由民間徵集而來，而這些幽閉禁中的史書則再無機會重生以流傳後世了。

武后作爲空前絕後的女性皇帝，受到的壓力與挑戰是不言而喻的，她乞靈於符瑞、宗教、謠讖，不遺餘力地向臣民宣示著她的合法性，歷史當然也無可避免地淪爲了她的輿論工具，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歷史的重塑貫穿了整個武后時代，涉及到譜牒、國史和碑刻等各個方面。可惜的是，由於中宗復辟後所有的官修國史系統又重回李唐立場，除譜牒、碑刻及《太宗實錄》的斷片而外，武后主導下所書寫的歷史，大端已湮滅無聞，然而這些斷片幫助我們串聯起史書罅隙間偶然留存的線索，讓我們有機會窺視到武后如何努力把控著歷史敘述——雖然這一切終告徒勞。而從另一個角度，它也提示著我們，任何出於官方系統的史料，都無可避免地爲政治所左右，天然地有其政治立場，而研究者也許只有勘破歷史書寫的迷霧，才可能接近真相的彼岸。

該文原刊《中華文史論丛》2017年第3期。此據作者原稿，注釋略。感謝唐雯女史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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